1937年6月间，红二方面军2军团4师奉命展开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试点，调一方面军出身李井泉担任师政委，张宗逊为副师长，姚喆为参谋长。4师师长依旧是卢冬生，是跟着贺老总建立湘西苏区的老资格，也是当时2军团资历最老的将领。
4师卫生部部长贺彪说，空降过来的师领导为整顿展开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召开全师大会，师长卢冬生都不知道会议内容，而且跟其他普通干部一样坐在台下听，没有在主席台就座，就座的只有三位李井泉、张宗逊、姚喆。
大会召开就把矛头对准台下师长卢冬生，说他有严重的军阀主义、游击主义，要求大家进行发言评判。或因为他们是刚到部队干部，对部队完全不熟悉，大家谁敢批评师长，全场一片寂静、会场冷了半天。
卢冬生的资历很老，南昌起义后上级让他作为交通员护送贺老总回湘西领导革命建立根据地，抵达湘西后，又被贺老总挽留下来一起工作，在此后的工作中他见证了湘西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壮大，也经历夏曦反军阀主义、反游击主义，反来反去差点把红3军（红2军团）反垮了，那时候不少将领被扣上改组派等牺牲，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2军团哪可能将领如此凋零。2军团的将领在土地革命早期，一点不输给其他苏区。
卢冬生作为老资格为何能幸免，原因在于他的党组织关系不在红3军，而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夏曦是无权对他采取措施的，也使得他在前线部队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如果不是这次反军阀主义，卢冬生是不会负起当场交权离开4师的，如果不离开，也可能就不会在抗战初期去苏联，会留在前线作战，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抗战结束也不会到东北，遇不到苏军违法乱纪的士兵。他自然就是二方面军最没有争议，可以授予上将的将领。
贺彪认为正式因为他们三位的到来，公开点名卢冬生等干部，卢师长作为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哪能受得了别人如此说他，对他们三位直接撂话：我马上找贺老总，请求辞职，把权力交给李政委和张副师长，不带走一枪一弹一人。说完就走出会场了。
实际上，反军阀主义的斗争目标是指向贺老总，反游击主义的主义斗争是6军团政委王震，很多人对此次不能理解，下面部队情绪很大。
那么，作为当事人的张宗逊又是怎么回忆这段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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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七七事变后，他去西安治牙疾，直到8月1日到西安，到八月中旬接到上级命令，调他到红2军团工作，离开西安到红军总部报到。彭总与任弼时给他谈了二方面军的情况，让他去工作不要照搬一方面军的经验，做好团结工作，也见到贺老总、关向应直接领导。关政委说：二方面军的问题不是军阀主义倾向，而是有严重游击习气。
正配配资张宗逊回忆说这时候才知道4师师长卢冬生被批评，想不通要求到延安学习，自己到4师时，卢冬生已经去延安，没有与他见过面。
贺彪回忆批评卢冬生时，张宗逊在现场；张宗逊回忆自己是八月中旬后才去红4师，根本就没见过卢冬生，更别说参与批评了。几天后的8月25日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那么，他们谁记错了呢？
客观来说贺彪和张宗逊都是事件的当事人，在批评卢冬生的同时，也说贺彪、黄新廷有军阀主义，贺彪回忆在开会时与卢冬生师长一起去的，俩人坐在台下一条长凳子上。
我们从一些资料中佐证一些事情，姚喆抵达陕北后调任调任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师长，该师番号在8月撤销改为八路军120师序列，姚喆是这时候调任120师，还是像贺彪说的在6月份调任2方面军4师的呢？
从一些资料来看，李井泉并非1937年6月到4师，而是在1936年7月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哈达铺后，被任命为4师政委指数配资综合信息门户，开始长期在贺老总领导下，加上一些照片拍摄时间可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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