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机器还是狂欢游击？一场关于游戏的思想对撞

21世纪的现代人正处于一种隐蔽的生存论危机之中：一方面，以大语言模型、AI Agent、社交媒体和精密流算为代表的技术基础设施，正以前所未有的无摩擦顺滑感包装着现代生活；另一方面，这种极致的高效与便利，正将个体的生命经验彻底格式化为24小时在线，可预测、可精算的数据指标。

在这个由技术资本主义编织的“第二自然”面前，无论是心理学式的局部缝补，还是文化社会学式的悲观诊断，都未能触及当代技术体制最底层的运行密码。要真正理解这个“数字囚笼”的本质并寻找逃逸的可能，可能要将目光投向那类天然由“动作、规则与编码”构成的独特媒介，比如电子游戏。在当代游戏研究与数字哲学谱系中，亚历山大·R.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的《游戏中的算法文化》与米格尔·西卡特（Miguel Sicart）的《玩乐何为》，共同构成了过去20年里最激烈、最精彩的一场论战。

加洛韦用冷酷的结构主义刀锋，将游戏定义为控制社会最完美的意识形态规训机器；而西卡特则高举人本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旗帜，将“玩乐”视为个体在规则边缘夺回符号主权的狂欢游击战。这场关于游戏哲学与玩乐政治的论争，不仅确立了两本书的里程碑地位，更透射出现代人在“算法牧场”中的某种宿命。

加洛韦：控制社会与作为“协议动作”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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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加洛韦的“冷”，首先必须理解他对其导师吉尔·德勒兹“控制社会”理论的数字化推演。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依赖监狱、工厂、学校的物理围墙实施硬性圈禁；而德勒兹指出，现代社会已演变为由无形编码、连续控制和流动数据构成的控制社会。加洛韦的《游戏中的算法文化》，正是将这种抽象的控制权力“肉身化”为了电子游戏的媒介特性。他断言：游戏是唯一的由“动作”构成的媒介。

传统的电影、小说、绘画都是静态的、再现性的，观众的肉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旁观的；而电子游戏必须依赖玩家的物理操作（按键、移动、视线跟踪）与计算机底层代码的实时反馈，才能够存在，“无动作，则无游戏”。

2025年巴西游戏博览会上的电竞比赛现场。新华社图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主动性”和“动作性”，恰恰是加洛韦眼中最深沉的意识形态圈套。他指出，游戏中的动作从来都不是自由的，而是“协议”的化身。协议是网络时代的底层权力形式，它是一套强制性的、去中心化的技术标准与控制代码。当玩家在《魔兽世界》或《模拟城市》中自以为拥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奔跑、探索、规划时，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严格符合底层代码预设的参数限制。如果你的动作符合算法，系统就会给予你升级、爆装，多巴胺的分泌也会即时正向反馈；如果你的动作违反了算法，系统就会通过死亡、报错、无效化将其无情抹杀。

因此，加洛韦说，电子游戏本质上是控制社会的“完美模拟器”与“行为预演场”。它不仅没有提供逃离现实的乌托邦，反而通过玩家的主动操作，精妙地将现代人对自由的渴望转化为对“算法效能”的极度服从。你在游戏中体验到的无休止的劳作、资源最优化配置、KPI数值攀比，恰恰是你在现实职场、社交网络中遭遇的技术异化现实。游戏不仅剥夺了你的主体性，更征用了你的主动性，让你在高度沉浸的操作中长出一层完全适应算法剥削的、巨婴化的赛博皮肤。

西卡特：符号破坏与玩乐者的主体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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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加洛韦的理论是一堵令人窒息的、由冰冷代码铸造的结构主义铁墙，那么米格尔·西卡特的《玩乐何为》则是一篇人本主义反叛宣言，其论述的核心，在于从“游戏”（Game）向“玩乐”（Play）的转向。在西卡特看来，加洛韦等前人的最大错误，就是陷入了“游戏中心主义”的迷思，将过多的视线停留在了规则、算法、引擎等结构性客体上。而游戏其实只是玩乐的一种临时容器，真正具有解构性、革命性和人类学价值的，是“玩乐”这种人的本能行为。玩乐大于并超越游戏。

西卡特为“玩乐”下了一个定义：玩乐是破坏性的（Disruptive）、情境性的（Contextual）、带有狂欢性质的（Carnivalesque），它本质上是人类对周遭世界的一种“强力侵入与重新挪用”。这一理论展现出了某种反实在论或激进建构主义倾向。

物理实在论或功利主义秩序认为，客观世界中的实体具有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功能与符号规定性——椅子是用来坐的，城市广场是用来展示权力和礼仪的，社交软件是用来维持人际高效沟通的。但西卡特指出，当人类开始“玩乐”时，这种客观实体的硬性规定就会被瞬间暂停并解构。一个小男孩可以把一把椅子强行挪用并重新建构为一座城堡；一个滑板运动员可以把严肃的城市广场景观挪用为展现身体技巧的道具。在玩乐的状态下，所谓的“客观实在”退居幕后，玩乐者凭借自身的主体性，在物质世界之上覆盖了一层流动的、异质性的意义网络。

这种反实在论倾向，赋予了玩乐很高的道德与政治主体性。玩乐不是为了更好地工作（那是被消费主义招安的伪娱乐），而是为了公然反叛“效能至上主义”。当大厂的算法试图用最优化路径把人类驯化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时，个体那种无目的的、带有恶作剧和破坏性的玩乐，就是划破算法同质化巨网的一把匕首。

两种游戏哲学的对撞

加洛韦和西卡特的交锋，可以拆解为四个维度。

首先是主体性的归属问题。算法的客体vs玩乐的主体，是两者最核心的冲突。加洛韦站在彻底的结构主义立场上，认为在“电子游戏/算法文化”的共谋中，人类的主体性只是一场天真的幻觉。当玩家在屏幕前输入指令的那一刻，他其实已经被底层的协议权力格式化为算法控制的客体。你以为你通过高超的技术“玩了”这个游戏，实际上只是底层的控制代码通过你的操作完成了又一次自我确证。而西卡特则坚持认为，算法的规则再严密、系统再硬核，也无法完全驯化人类的玩乐本能。玩家可以通过“边缘试探”“非典型玩法”甚至“蓄意作弊”去打破规则的合围。

其次是世界的本体形态问题。加洛韦呈现出一种冷酷的超实在论批判，认为游戏中的动作与算法文化根本不是什么虚拟的世外桃源，而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最硬核的、最真实的现实投影。游戏规则与资本主义的科层制、KPI和数据剥削是同构的。西卡特则走向了一种关系实在论，他并不否认物理性的存在（滑板运动员必须依赖台阶的硬度，重力永远存在），但他认为最真实的本体不是冷冰冰的“客观实体”，而是“人与世界在玩乐中所激荡出的那个‘具体情境’”。当椅子在玩乐情境中被挪用为城堡时，它在这段特定的时空里就真的具备了城堡的意义。玩乐通过解构原有的客观实在，建构出了一种更高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真实。

然后是反叛的有效性问题。西卡特由衷地赞美那些在规则边缘开玩笑、恶作剧、破坏原有功能的微观行为，认为这就是对功利主义世界的祛魅与主权夺回。而加洛韦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西卡特式的“挪用”在庞大的算法文化面前不过是一种被纵容的、幼稚的“伪越轨”。现代技术资本主义的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它早已把用户的“反叛与多元”算进了代码之中。游戏公司特意留下的Bug、开放的MOD社区、短视频平台上允许你拍视频去讽刺算法成瘾的“言论自由”，本质上都是系统为了最大化用户黏性而设计的“招安机制”。只要你还在这个系统里贡献时间、点击和操作动作，你自以为的“玩乐反叛”本质上都不过是在为平台算法完成新一轮的资本套现。

最后是所谓“反游戏”。加洛韦并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游戏中的算法文化》中，他提出了“反游戏”（Counter-gaming）概念，指出真正的反叛绝不能停留在玩法层面（在别人的规则里玩出花样），而必须上升到基础设施与机制层面的彻底破坏。他赞美那些激进的数字艺术家，他们不追求“好玩”（这直接指向西卡特对“玩乐”的推崇），而是用代码去攻击游戏引擎，把顺滑的画面变成冰冷的几何色块，强行剥夺玩家的即时满足与多巴胺回报。“反游戏”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玩不下去”。在算法的无摩擦顺滑流中制造一次刺耳的急刹车，唯有如此，那层被技术精心包裹的意识形态皮肤才会破裂，现代人才有可能在痛苦的断裂中重新看清权力的真相。

算法体制下的抗争可能

加洛韦与西卡特的这场跨越十年的关于游戏的思想对撞，不是孤立的学术思辨，而是映射出当代数字社会中多样的景观，并为现代个体保卫主体性提供了不同维度的抗争可能。

在西卡特的建构主义视阈下，这种反叛广泛存在于各种微观的符号游击战中。比如在“零工经济”与算法物流的围剿下，骑手们利用系统定位的死角自行组织派单逻辑，或在外卖软件的备注里建立属于劳动者阶层的隐秘黑话；比如在游戏化的企业管理、飞书式的数字KPI中，年轻一代发明出的“带薪摸鱼”行为学……这些行为在西卡特眼里，都是主权者在用身体和情境重新拼贴、改装这个被过度编码的世界，是夺回“生命摩擦力”的实践。

然而，加洛韦并不赞同这种乐观图景。那些摸鱼的黑话、对抗平台的小技巧，很快就会作为一种“用户反常行为数据”被算法重新抓取，并进入下一代自动化系统的优化参数中。这在当今开源技术运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对抗中展现得尤为明显。如果把开源运动、提示词工程看作是一种西卡特式的“对技术底层工具的高纯度智性挪用”，那么加洛韦的“反游戏”概念则揭示了其背后的宿命：你在终端上每一次富有创造力的、解构性的命令和反叛代码，都在瞬间沦为了大模型自我调优、自我迭代的“高级养分”。系统从不抗拒反叛，它正饥渴地吞噬着精英知识，以让自己变得更加天衣无缝。

真正的抗争无法寄托于系统内部自娱自乐的微观泡沫，但我们也不可能走向绝对虚无的复古断网。加洛韦与西卡特的辩论让我们明白，个体的尊严既需要西卡特那种在功利世界中强行插入无目的玩乐的勇气，也需要加洛韦式近乎无情的清醒——在思想与系统“并网”的同时，在输入与输出之间，永远为人类保留一线决不向算法缴械，也决不被代码算准的“主体盲区”。